【网络强国这十年】微步在线薛锋：以“新安全”应对“新威胁”******
【网络强国这十年——行业观点篇】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实体产业数字化、云化转型的加速，提升了社会基础设施的运转效率。与此同时，网络攻击技术持续演进，供应链攻击、勒索攻击等新式网络攻击手段屡见不鲜，也带来了更多的网络安全“新威胁”。
近日，微步在线创始人、CEO薛锋做客光明网“网络强国这十年”专栏，畅谈关于网络安全态势及行业发展趋势的观察与思考。
用户需求逐渐侧重“疗效”
薛锋表示，“新威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变化。通俗来说，网络安全其实是保护基础设施的，所以一旦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网络安全也就随之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础设施端，随着5G、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物联网、车联网等技术应用日趋成熟和广泛，网络安全态势也在同步发生变化。
其次是网络攻击的发起方发生变化。比如，人们经常在新闻上能看到的“挖矿勒索病毒”，就成为了近几年网络攻击占比最大的攻击方式之一。背后攻击者的利益和驱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一些类似于数字货币的存在，都为黑客顺利完成勒索攻击和变现提供了极大便捷性，所以，网络攻击也越来越多。
在此背景下，国家相关单位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推动网络安全技术和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最后，网络安全行业的需求端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用户需求更加数字化，企业随之更重视网络安全、更重视效果。“大家不像很多年前，更在乎买了什么，现在大家更在乎安全有没有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发现问题，更在乎‘疗效’。”薛锋说。
安全服务不再是“一锤子买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面临的网络安全态势也同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网络安全产业不断焕发活力，正呈现从传统安全向“新安全”的转变。
薛锋介绍，当下网络安全行业中，威胁端和需求端都在发生变化，“新安全”是网络安全产业供给端逐渐演化出的新业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交付方式上走向“云化”。过去的网络安全通常是以软件或硬件的本地化交付为主，就像过去买电视机是在线下，而现在的互联网电视或者视频APP，其交付方式、内容和能力更多的集中在云端。针对近两年飞速发展的远程办公、混合办公场景，安全行业这种“云化”的订阅服务显得正当其时。
其次服务模式上采取“安全即服务SECaaS”的订阅模式。订阅的本质是持续服务，以客户的满意和成功为目标，更关注客户的使用体验与效果，促使政企客户认可为效果付费，而非仅仅是“一锤子买卖”。
“我们对此提出了安全行业的‘客户成功’概念。你是否真的关心你的客户，你的客户是否取得了成功，这在整个SaaS行业都很重要。”薛锋说。
最后，“新安全”更加注重面向安全运营的实战效果。面向新监管要求和新威胁带来的需求，需求端的用户更在乎实战效果，作为供给方理应捕捉市场需求，帮助其真正解决问题，而非简单的满足用户填补安全空白。
产业创新更注重实战效果
薛锋表示，以“新安全”应对“新威胁”，应当以提升网络攻防技术为基础，以政策导向提升网络安全产业链转速，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壮大，紧密结合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的规划建设，提高我国网络安全整体水平，为建设网络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薛锋介绍，传统网络安全除了以软件和硬件为交付方式外，背后技术原理也多依赖一些特征码、规则和策略来开展防范，存在一定滞后性，误报和漏报的空间也相对较大。
对此，微步在线通过威胁情报技术开展创新，用数据来保护数据。“通俗来说，因为每个企业要保护的资产对象通常是一些有价值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实时关联和分析，对黑客、木马等进行持续、实时分析追踪，这样的话，攻击方要对抗的就不是某一个特征，而是一个类似‘天网’的信息量巨大的黑客知识图谱。攻击方逃避这张图谱要花费的代价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新技术突破实战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于网络安全行业技术创新现状，薛锋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前，整个行业都在尝试新的安全创新，其中一大标志就是多数行业同仁都看到了需求方对于实战效果的需求，所以面向实战效果的创新越来越多。目前来说，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创新，在需求端也得到了一定积极反馈。
对于网络安全行业发展趋势，薛锋表示，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威胁，希望网络安全领域各参与方携手共进、互信共治，综合运用在技术、产品、服务和实战方面的新安全手段有效应对，不断推动网安产业步入新阶段，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监制：张宁 李政葳
采访：雷渺鑫 李飞
拍摄/后期：雷渺鑫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见，中方清晰阐明对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和方案，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联抱有积极理解和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生机。
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尼巴厘岛闭幕。李志华 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本国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新篇章。
东方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塑造；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华，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并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范畴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但在其外部却是“单数”)，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
“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田雨昊 摄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史进程中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化输出、交流、互鉴，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证自明。
翻拍致远舰资料照片。甲午战争中，致远舰与日军吉野舰对战时发生爆炸沉没。张颖 摄从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竞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精英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大体包括：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但洋务运动遭到了甲午战败的挫折；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变法失败，革命继起；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批判与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命题和科学命题。
市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曙光·伟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专题展。杜建坡 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实呈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试错、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而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层面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内蒙古呼和浩特，读者在新华书店的宪法专柜前阅读。刘文华 摄处境与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
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西方的自信与非西方的自卑，这种结合偶然但持久，现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性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16世纪以来累积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为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渗透、支配及其思想与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上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与周全应对。
2020年5月29日，香港市民来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张炜 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民族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其一，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和责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理解与守护；其二，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阿托卡小康示范新村村民载歌载舞庆脱贫。何蓬磊 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绝非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而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新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竞争中前行。(完)
受访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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